国家治理的中心问题是“制”与“治”，即制度与治理。完整的国家治理由“制”与“治”共同构成。辩证把握“制”与“治”，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具有积极意义。

　　“制”与“治”内在联系。一方面，“制”是“治”的依据。国家治理体系根据国家制度构建，治理体系的结构、联系、规则、运作等是由国家制度性质决定的；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是依据国家制度来展开的，国家治理的方向、道路是由国家制度确定的。另一方面，“治”是“制”的实现。例如，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其中治理体系是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具体化、实体化，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在贯彻落实中的主体化、应用化。

　　“制”与“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只有建立好的制度，才能形成合理有效的治理。同时，治理的好坏直接关乎制度的存亡与兴废。没有有效治理，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不能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等同起来，并非国家制度健全了，国家治理水平就能自然而然地提高。只有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制度效能，彰显制度优越性。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也会使制度进一步完善、发展。例如，治国理政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常常会为制度所吸收，转化为成熟定型的制度。

　　“制”与“治”的统一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合理把握“制”与“治”的关系。先进的国家制度不是主观设定和随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形成和制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入探索的结果。随着实践的发展，制度和治理也需要发展。一般来说，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不能停滞不变。实践在发展，制度须创新，以不断增强制度的适应性。与此同时，治理也必须面对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切实改进方式方法，提高现代化水平。制度建设要增强前瞻性、把握主动权，既积极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研判思考我国改革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多一些未雨绸缪。治理要增强协调性，持续有序推进。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有顶层设计，又有配套实施，应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要提高精准性，实现精细治理。随着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治理从粗放管理走向精准治理。这就要求增强问题意识、树立问题导向，努力使治理扎实到位，力求取得实效。

　　辩证把握“制”与“治”，关键在于明确合理方式与途径，使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首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高制度执行力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才能有效增强治理能力。其次，要全面深化改革。让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出来，需要继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只有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才能充分释放制度潜能，提高治理现代化水平。正因如此，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实现总目标的过程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再次，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现代制度文明的基本标志，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要不断完善各方面法律制度，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用法治来实现制度与治理的有机衔接，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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