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名目繁多的“限令”中，有的已成为百姓生活的“保护伞”，有的仍处于多方激辩、难分利弊的漩涡之中，还有的早已名存实亡。

　　不少网民留言称，“限令”门类越来越多，“限令”名单越来越长，发布的部门越来越多，是否有点儿随意？“其中一些越俎代庖的限令究竟有多少预期效果？是否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电影票“限折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多年前国家民航总局出台的“机票禁折令”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的“新书禁折令”，这两项“限令”不仅被网友指责为“越俎代庖”、“懒政乱政”，遭遇猛烈“拍砖”，而且现实中基本变成了一纸空文。

　　“有些限令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也赢得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欢迎。”全国政协委员柯锦华说，但从目前来看，“限令”有增多的趋势和随意化的倾向，“2012年，我认为限令本身也要限。”

　　全国人大代表罗中立说，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很多领域的改革和管理仍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经验可循，攸关国计民生百姓利益的“限令”，该发还得发。“但是，为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或者集团利益而发布的限令，应该禁止发布或立即叫停。”

　　不少网民认为，“限”字是把双刃剑，一些看似效果不错的“限”，其负效应也不容忽视。他们以北京汽车尾号“限行”为例，认为单就交通拥堵程度而言，并未因限行而好转，因为机动车数量的增长一点点吞噬着限行效果。

　　全国政协委员柯锦华说，不管“限令”效果如何，都属于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非治本之策，有可能效果越好的“限令”，越可能使政府职能部门满足于短期效果，而把根治痼疾的时间一拖再拖。网民反映的北京汽车尾号“限行效果将被抹平”，充分说明了“限令”不应该只追求短期效应，应综合考虑，着眼长远，切勿急功近利。

　　网民“戴律师”说，虽然楼市“限购令”效果明显，也应防止政府部门形成长期的“限购依赖症”，从而忽视房地产改革的制度性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说，“限令”应该避免随意化、行业化和基层化，以免政府职能部门一遇到棘手或者短期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就用“限令”来应对，这就容易患上“限令依赖症”。提升社会管理的科学水平需要经验、智慧和耐心，“限”字背后其实更应该让各级政府认识到紧迫和压力。

　　张兆安说，更应该警惕“限令”在基层的泛滥化和工具化，不能动不动就发布“限令”，不关注“限令”是否合理、是否有效，只是把“限令”作为工作免责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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