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1942年首次赴缅作战曾经遭遇大败，10万精锐归国者不足十之三四，并且还在日军的追击下丢掉了怒江以西的国土，在隔江对峙的过程中，重庆军委会于1943年4月重建“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军事主官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转任。远征军新组杜聿明第5集团军、扩编宋希濂第11集团军和霍揆彰第20集团军，同时接收相当数量的美援武器，总兵力已达25万余人，厉兵秣马准备反攻滇西。

　　与此同时，第一期远征军退往印度的新编第38师和新编第22师等部，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组织下，在蓝姆伽进行补充和整训，新建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总指挥部，其部队主体即是两师合组的新编第一军，驻印军以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后郑洞国）为副总指挥，装备和费用全部由美方提供，准备在缅北方向实施反攻。为了区别这两支部队，驻印军被代称为“X部队”，而在云南整训的25万大军则代称为“Y部队”。

　　经过一年多的补充和训练，史迪威率领“X部队”于1943年10月开始反攻缅北，新一军连续击破日军的山地防御体系，逐渐逼近缅北重镇密支那，而“Y部队”何时强渡怒江发起攻势，成为史迪威和老蒋争论不休的焦点。在争吵中时间进入到全面抗日战争的第七个年头，1944年的侵华日军，在中美双方看来已是强弩之末，因此“Y部队”投入滇缅战场貌似理所应当。然而为了挽救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以陆路运输来代替被美军彻底截断的海上运输线，日军大本营却秘密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目标是打通从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

　　所谓的“一号作战”被称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陆军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在“中国派遣军”的统一指挥下，日寇华北方面军、华中第11军、华南第23军总计出动兵力超过50万人，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和物资运输，无论怎么保密动静也是小不了的，所以重庆方面不可能一无所知。除去分别应对日军的第一战区蒋鼎文部、第九战区薛岳部，在云南整训的中国远征军Y部队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那可是25万大部美械的中央军精锐，无论投放到哪个战场上，都够日本人喝一壶的。

　　然而中美双方对“Y部队”的用途是有根本性不同的，老蒋视其为应对侵华日军的战略预备队，“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要的是其反攻滇西，然后与X部队（驻印军）在缅甸会师，而且蒋史之间因为军队统帅权的问题，早已经势同水火。尽管新一军在缅北攻势如潮，然而面对滇西并不许多的日军，“Y部队”新任司令长官卫立煌却迟迟接不到进攻的命令，因为这事谁说了也不算，必须史迪威嘴里的“花生米”点头才行。

　　要特别注意三个时间节点，日寇华北方面军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侵犯黄河以南，进攻发起时间是1944年4月17日；而老蒋下达中国远征军Y部队发起“怒江攻势”的命令，是1944年4月14日；日寇第11军执行“一号作战”发起湘桂段作战的时间，则是1944年5月27日。也就是说，南边的鬼子动手时间，比北边的鬼子整整晚了40天，而中国远征军奉令向滇西反攻的时间，则处在两者之间，这期间中美双方关于“Y部队”的使用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这事要一分为二地看，在1943年年底到1944年初，“Y部队”确实不具备反攻能力，因为美援武器只能通过驼峰航线一点点运过来，第一次远征军的失败，也使各部的整训工作进行得比较困难，所以陈诚始终有畏难情绪，错过了与驻印军同时动手夹击日军的最佳窗口期。而到了1944年春天以后，华北和华中的日军已经蠢蠢欲动，缅甸的雨季又即将到来，“Y部队”这个时候倾巢出动强渡怒江西去，其实是不太明智的。

　　同时还需注意，卫立煌所部反攻滇西，不完全是为了收复怒江以西的国土，从全盘战局看此举并不急于一时，史迪威之所以坚决要求“Y部队”必须迅即出动，其实更多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目标和应英国人的请求。所谓个人目标，就是1942年惨败缅甸之际，史迪威曾经发誓“我胡汉三会回来的”，新一军虽然装备精良战力强大，可毕竟只有孙立人和廖耀湘的两个师加驻印军直属部队4万余人，若想“解放”缅甸，必须有卫立煌的25万大军配合才成。

　　所谓英国人的请求，是此间日寇缅甸方面军集中10万大军发起了英帕尔战役，目标直指印度东部诸邦，并且一开始进展是比较顺利的，英印军呼喊快顶不住了，强烈要求中国远征军加大缅北、滇西方向上的攻击力度，以吸引部分日军回援减轻压力。在老蒋这里，史迪威的面子和言语威胁并不算大，那是能拖就拖，然而丘吉尔的喊话罗斯福和马歇尔是必须引起重视的，毕竟美英才是穿一条裤子的，于是更大的压力来了。

　　1944年4月初，史迪威专门从战场飞回重庆督促老蒋出兵，并且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老蒋答应可以给新一军空运一个师的援兵，但是对滇西反攻仍然反应冷淡。史迪威于是求助华盛顿，很快老蒋就接到了马歇尔的急电：如果中国不从滇西出兵反攻缅甸，美国将停止向中国输送“租借法案物资”，卫立煌部队每个月通过驼峰航线吨物资装备，也将被同时取消，而接到老蒋的解释电文后，罗斯福再发来一封口气更加强硬的电报，重点语句如下：

　　“在萨尔温江与你对峙的只是日本一个装备不全的师，你向西进军必然成功，在过去一年，我们曾经装备并训练你的Y部队，如果不使用它们用于共同事业，我们空运装备并提供教练人员的最勤奋最广泛的努力，就没有道理了”！翻译出来就三句话：怒江西边日军很少、你必须马上出兵、如果你不出兵就别再拿美国援助了，话说到了这个份上，仍然还要依靠美国的老蒋，还有选择的余地么？

　　于是4月14日老蒋终于在何应钦的《怒江攻势》作战计划上签了字，尽管他并不情愿，因为国内战场需要这支预备队，同时也因为美英没有依约在缅甸沿海实施两栖登陆，让中国士兵去帮助收复缅甸领土，实在是没啥意义。可是所谓的盟国之间，也存在着强权政治，在美英领导人的眼里，实现他们的战略意图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中国战场上日军会有什么大的动作，他们并不关心。

　　而当卫立煌20万大军5月11日渡江西去以后，便不可能再回头了，连杜聿明昆明警总的压箱底部队，第5军第200师后来都开上去了。

　　其实还有一点，那就是老蒋高估了蒋鼎文和薛岳两个战区的战斗力，第一战区跟日军在黄河两岸三年多的对峙、第九战区前三次长沙会战的不败，都使重庆军事委员会认为，即便日军大举来攻，也不会出现全盘崩溃的危险。而残酷的事实是，在河南战场，豫中战役37天连失38城，蒋鼎文汤恩伯望风而逃，在湖南战场，渐次骄狂的薛岳也很快打输了第四次长沙会战，日军兵锋，直抵连接湘桂两省的重要枢纽衡阳城下，时间是1944年6月23日。

　　河南段战场不提了，日本人的攻势最终在豫西山区受阻，从1938年就缩在陕西的胡宗南总算干了点正事，同时出任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而方先觉死守衡阳47天，重庆却拿不出来有力的救援部队了，当横山勇第11军的打援部队对付王耀武、对付薛岳的兵力用到极限时，想象一下，如果杜聿明第5集团军或者宋希濂第11集团军兵临衡阳城下（一个半月爬也爬到了），日本人焉能不败？那么也就不会有什么桂柳会战的大败和日本人冲进贵州的事情了。

　　结论很清楚了，1944年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固然有河南、湖南蒋军各部战斗意志差极的因素，也确实有缺乏有力战略预备队的一定因素，当日寇第11军前锋越过黔桂边境时，重庆当局已经无兵可调，不得不从遥远的第一战区、第八战区抽兵来援，而近在咫尺的云南已然空虚，为防不测，老蒋不顾一切强令刚刚扩编的廖耀湘新六军空运回国，否则一个搞不好，日本人还有从贵州冲进云南的可能。

　　史迪威站在美英两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在战机的把握和部队的运用上，确实是拖了国内抗日战场后腿的。如果卫立煌的25万精锐之师不是去帮别人家收稻谷，中国抗日军民在豫湘桂地区的损失会大大减少，那可是146个城市沦陷、6000万同胞成为亡国奴啊！百姓惨死和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更有后面《雅尔塔密约》的深远影响，也与豫湘桂惨败密不可分，非三言二语能说得清楚。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靠谁也不如靠自己，抗战期间美国的所谓援助都是有目的和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的，为了策应英军取得英帕尔大捷、为了收复缅北地区，有多少中国远征军的士兵倒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即便X+Y两支部队于1945年初打通了中印公路，意义也非常有限了，因为那时候距离鬼子投降只有半年时间了。而在河南、湖南、广西和贵州的大地上，此间又有多少生灵荼炭？豫湘桂惨败，以史迪威为代表的美国人难辞其咎，这不完全是甩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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