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 月 10 日、11 日，杨虎城陆续收到宋子文从上海发来的两封电报。第一封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

　　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又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兵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杨虎城即刻复电宋子文：“两电均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第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

　　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委座”。杨将军迫切的想要回国，献身抗战事业，可蒋介石在看到了杨虎城的电文后，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可到了十月份，杨虎城收到了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的电报，大意是鉴于当下中苏关系较为“复杂”，去苏联已经“不合时宜”。杨虎城只好再次作罢。

　　欢迎来到猫爷的渔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全面抗战的开始。着名爱国将领杨虎城此时身处大洋彼岸（美国），他是何时回到中国的？他与西安事变的另一位功臣张学良的命运，为何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与张学良同为西安事变的“主谋”，杨将军的名气相较于张要小很多。甚至对一些不太了解历史的人来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可能永远都不可能听说杨虎城这个人物。

　　历史上，张学良和杨虎城本没有什么交集。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地处西北，而张学良的势力范围则是东三省。他们主要的共同点，可能就是都与共产党有过密切接触，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前夕，中共对两人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统战”工作。

　　杨虎城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同中国共产党有较深的联系，“四一二”政变后，杨虎城仍长期同中共北方局有联系。

　　1933年春，奉命开赴陕南地区“剿共”的十七路军孙蔚如部参谋武志平代表杨虎城部，与在川陕边区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傅钟、曾中生等在通江地区会晤，取得联系，订立协议。

　　同年10月，杨虎城手下杜斌丞又亲赴汉中，在陕南地下党负责人张德生的协助下，与红四方面军继续保持联系。

　　1935 年 11 月，与杨虎城一直保持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通过申伯纯，向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转达了中共《八一宣言》精神，并由申向杨表达了中共愿与十七路军沟通关系的意向，杨虎城给予了“积极地”回应，并表达了对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反感。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曾是杨虎城部下的王世英作为代表来到西安。应邀前来的王世英此次除了借机打通红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双方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这一年的9月7日，张文彬与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等具体商定了红军与十七路军的合作协议的具体条文，最终达成口头协议。

　　此时距离西安事变仅剩三个月的时间。而在西安事变之前，无论是杨虎城和张学良，其实都已经是中共的“老熟人”了。

　　这一点，令蒋介石无法接受。因为在蒋看来，他们实施“兵谏”的背后，很大程度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

　　可实际上，但凡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放下内部的矛盾，枪口一致对外，才是最正常、最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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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2月12日，在张学良、杨虎城经过一番策划后，决定实施“兵谏”，直接软禁了蒋介石，逼他抗日。抓捕蒋介石的时候，蒋从自己的卧室逃到后山的时候，拖鞋都跑丢了一只，可以说是狼狈至极。一个国家的最高首脑，竟落得如此地步，搁谁身上也咽不下这口气。

　　后来，尽管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但蒋介石第一时间就要找张学良和杨虎城算账。但这个账该怎么算，却很值得说道说道。

　　张学良自1928年在东北“改旗易帜”,归附蒋介石南京政府之后，便“蒋介石马首是瞻”。在许多重要历史关头,为蒋介石屡建功勋。

　　1929年与苏联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正是承接了当时南京政府“革命外交”的意志，其实也是服从了蒋介石的意志。

　　1930年中原大战,当蒋介石与敌手冯玉祥、阎锡山打得难解难分的关键时刻,张学良毅然出兵为蒋介石助力,阎锡山、冯玉祥难以抵挡，最终扭转了战局。为此，蒋介石曾致书张学良说:“得友如兄,死无憾矣。”

　　1931年6—7月间,张学良又遵照蒋介石指令,大败武装叛蒋的军阀石友三所部, 再次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

　　从个人关系上看，张与蒋是“结拜兄弟”，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和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同样是义结金兰，宋母还是于凤至的干妈。

　　张家与宋家的亲密关系，决定了蒋介石不太可能对张学良痛下杀手。再加上此后对日作战的诸多不利，张学良很多时候都是替蒋背了黑锅，这些关系，足以让张学良一辈子性命无忧。

　　但杨虎城就差的有点远了。从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建立独裁统治的时候，杨虎城就打心底里不愿与蒋为伍。

　　因此他选择了出国，到日本去“疗养”。中原大战，杨虎城作为一股中立的力量，成了双方都想拉拢的对象。

　　尽管杨虎城最终选择了蒋介石，也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而非对蒋介石抱有什么“希望”。

　　同样的，蒋介石在得到了杨的投诚后，委以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重任，但这其实是为了利用杨虎城在陕西的威望和影响力，避免冯玉祥在西北发展壮大。

　　并且，在杨虎城进驻陕西后，杨、蒋之间的矛盾很快就公开化，蒋介石更是明目张胆的往杨的身边安插亲信特务，监视杨虎城。

　　1931年12月,西北军十七师孙蔚如部驱逐吴佩孚残部和四川军阀部队,进入兰州后,国民政府理应委任孙为甘肃省主席，但因为孙蔚如是杨虎城部下，蒋介石只委任其为甘肃宣慰使,而让自己的秘书长邵力子担任甘肃省主席，这就是摆明了恶心杨虎城。

　　1933年，杨虎城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斗争已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最令杨虎城不能容忍的是，这一年5月,蒋介石居然打破国民党撤免封疆大吏的常规，搞“偷袭”，毫无征兆的免去了杨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杨对此深感耻辱,从此对蒋的态度有了更进一步的变化。同年,蒋介石为了削弱杨虎城的权利范围，迫使十七路军退出甘肃，于是调他们赶赴汉中“剿共”前线,但杨虎城不愿与红军作战。

　　1933年12月,杨虎城部以赴汉中考察为名,与孙蔚如、赵寿山等人商定,授权杜斌垂派人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从蒋介石“得势”以来，两人就没有过关系好的时候，且双方也没有“搞好关系”的欲望。这样一来，无论是杨虎城逼蒋抗日，还是后来蒋介石逮捕杨虎城，从感情上就更能说得通了。

　　更令人意外的是，作为西安事变的两个策划者和发动者，张、杨二人在如何处置蒋介石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甚至一度发生了较为激烈的争论。

　　因为对张学良来说，实施兵谏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蒋介石抗日。蒋介石只要一声令下，停止内战，共同抗击侵略者，就什么都好说。

　　张更是主张在达成目的后无条件释放蒋介石。可杨虎城却深知蒋介石“阴险”，他用人格担保释放后会联共抗日，可他老蒋的人格值几个钱？如果不谈好“价钱”直接释放，“报复”肯定是必然的。

　　可无论两人怎么争，最后蒋介石还是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南京，还是在张学良的“护送”下。而杨虎城则选择了向全国人民揭露蒋介石扣押张学良、派兵西进、威逼西安的卑鄙行径。

　　虽然我们知道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被迫“出国考察”。但在出国之前蒋介石就已经派人私底下策划“暗杀活动”了，只是没有成功罢了。

　　让我们把时间再次拨回到1937年。面对杨虎城将军如此真挚、热烈的爱国心，蒋介石决定以此为切入口诱捕杨虎城。

　　11月26日凌晨，杨虎城一行乘坐的轮船抵达香港。一个穿黄军服的人上了船，说自己是代表军委会来欢迎的。这个人实际是军统局的少将特派员。

　　11月27日，宋子文专程到香港来见杨虎城。按往常来说。宋子文还应陪杨虎城一起去见蒋介石，可这次他不但不陪，还安排杨虎城孤身前往，明显是参与了蒋介石的诱捕阴谋。

　　11月30日下午，杨虎城乘坐的飞机由香港飞抵长沙。杨先住进六国饭店。杨虎城的部下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戴笠，结果到了之后人没见着，只看到了戴笠留下的一张纸条，要他到武昌见面。

　　12月1日午后，杨虎城乘火车抵达武昌车站。戴笠率武汉行营及湖北省政府百余人员在车站迎接，而迎接大队里其实已经混入了许多特务。

　　12月2日，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去南昌。结果杨虎城一到南昌，就被早已安排好的便衣警卫和宪兵控制住了，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

　　而这一关，就是十二年。直到1949年9月，国民党大势已去，国军在放弃了陪都重庆，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将杨虎城及其亲信家属一一杀害，并用硝酸毁尸灭迹。爱国将领杨虎城就此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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