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内容,它内在地包含着“富裕”与“强大”这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方面。

　　社会主义的富裕应该是总体富裕与共同富裕的统一,是国富与民富的统一;社会主义的强大应该是国强与民强的统一,是硬实力强大与软实力强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富强应该是富裕与强大的统一。

　　社会上有不少人将“富”与“强”等同起来，将“富强”看作“富裕”的近义词甚至同义词。但实际上，“富”与“强”二者并不等同，“富国”并不当然地就是“强国”，正如“大国”并不当然地就是“强国”一样。例如,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不可谓不富裕，但并不意味着其很强大。“富”主要是一个经济范畴，而“强”则是一个综合范畴，它不仅有经济维度，还有其他多个维度。“富”仅仅是经济领域中的“强”，而非“强”的全部。由此亦可推出，“富强”是一个综合范畴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

　　富裕与强大的关系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富裕并不必然导致强大，从富裕走向强大还需要一系列条件。例如，富裕之后要将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投入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非经济领域，实现非经济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协同发展等。强大也并不必然导致富裕，将强大转化为富裕也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例如，要有意识地利用较强的综合国力来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可以根据富裕和强大的不同关系，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既富又强的国家，即“富强型”国家；二是富而不强的国家，即“富弱型”国家；三是强而不富的国家，即“贫强型”国家；四是既贫又弱的国家，即“贫弱型”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富强，首先要告别贫弱，同时还要防止“富弱”和“贫强”这两种误区的出现。所谓“富弱”，就是经济实力比较强大但是综合国力不太强大。这类国家在历史和现实中并不鲜见，如晚清政府时期的中国和当下主要依靠石油贸易的某些国家。所谓“贫强”，就是经济实力不太强大但是综合国力相对强大。这类国家比较少见，但也并非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富强，应该是富裕基础上的强大和强大基础上的富裕，应该是富裕与强大的统一，应该是既富又强的状态。一言以蔽之，应该是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综合国力的强大。

　　由于“富强”是一个综合范畴，因此，衡量富强程度也应该运用一些综合性指标，如综合国力这项指标，因为综合国力强大是国家富强的总体表现，我们今天追求的富强，以综合国力的强大为基础，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特征。

　　综合国力强大的程度可以依据国内外权威机构公布的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分值及世界排名综合衡量。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分值越高，则说明其富强程度越高；其综合国力世界排名越靠前，则说明其富强程度越高。

　　又如国民生活水平这项指标，因为富强总是要通过国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表现出来。国民生活水平一般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恩格尔系数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提出来的，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一般而言，恩格尔系数的数值越低，则说明国民生活水平越高；数值越高，则说明国民生活水平越低。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判断各项工作的标准应该是“三个有利于”：“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实际上也是衡量富强程度的重要标准。

　　无论是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前、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初期，还是相对于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的富强程度都是蔚为可观的。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也不应否定的。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富强”内部，其发展并不均衡。大致说来，就“富裕”而言，总体富裕情况比较好而共同富裕情况有待改善，国富情况比较好而民富情况有待改善，财富总量情况比较好而财富人均量有待提升，当下富裕情况比较好而长久富裕情况众说纷纭……

　　就“强大”而言，国强情况比较好而民强情况有待改善，硬实力情况比较好而软实力情况有待改善，对内强大情况比较好而对外强大情况有待改善，强大的客观层面情况比较好而强大的主观层面有待提升……而就“富强”总体而言，富裕情况比较好而强大情况有待改善，国家富强情况比较好而国民富强情况有待改善……也正由于此，富强尚未完全成为当前中国的现实状态，而是一种有待完成的价值期待。追求全面意义上的富强，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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